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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人患病后,中国打响了一场对近视的举国战争

中国青少年视力的保护,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来抓。

这是2018年8月八部委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提出的要求。该方案将近视防控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部委明确分工:教育部负责减负,卫健委提供专业服务、制定相关标准,体育总局增加儿童体育运动,新闻出版署控制网络游戏总量,市场监督总局规范配镜行业……

任务目标也很明确:将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至1个百分点。

在一些地方,近视防控措施堪称“武装到牙齿”。据媒体报道,山西长治甚至宣布将裸眼视力纳入中考成绩。

政策如临大敌的背后,是中国儿童青少年糟糕的视力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近视人数多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

据2018年国家卫健委《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报告》,当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从小学到高中,近视率呈阶梯升高,高中生近视率达81.0%;高三年级近视度数高于600度的学生,在近视总人数中占21.9%。

据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玲团队今年6月发布的《信息化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近视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严重。

在浙江温州,2020年12月儿童青少年的平均近视率达60.26%,高三毕业生近视率超过90%,并且近视的病程已延伸到学龄前时期,儿童青少年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已有42.56%的人出现近视。

李玲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保守估算,我国未来将有近9.6亿近视人口,为美国全部人口数的三倍。

保护青少年视力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仅仅停留于形式化的眼保健操。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十五部委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要求“每年面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评议考核”。

这是中国近视防控行动的进一步升级。相比两年前的“八部委文件”,不仅参与部门增加近一倍,各部门的分工也进一步细化。

可以这样说,在国家层面,一场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攻坚战”已经打响。

最危险的时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团队,在北京的城市和农村做了10年研究。他们发现,2001年以来,近视已超过白内障成为致盲的第一因素。

“上医治未病,对于近视,我们需要建立先防后治的理念。”多年从事近视防控的钟立告诉八点健闻。钟立是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美视美景眼科中心创始人,也是全国近视眼防控联盟、三亚近视眼防控高峰论坛的发起人。

更严峻的问题是,近视人群的低龄化。

李玲团队在《信息化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中指出,近视低龄化绝非“多戴一副眼镜”这么简单。近视的发生与危害都是不可逆的,随着近视的低龄化带来的病程延长,人群中近视程度的分布势必会向高度近视演变,进而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性的视功能损害。

报告进一步警示,“近视的早发和高度近视高发不仅危及当代人口素质,也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产生重大危害。”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发现,来找他的近视患者中,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比例在逐渐提高,这引起了他的特别警惕。

近视是周行涛多年来专注的领域之一。来找他的患者以华东地区居民为主,但其他地区,甚至远在海南、黑龙江的高度近视患者也常常慕名而来。

近日,他的团队统计了2020年近视矫正手术患者的数据,发现其中高度近视比例超过了30%。“以前没这么高。”

高度近视的比例突出,是中国近视群体的一大特点。虽然周行涛和同行们如今可以用手术让这些患者改善视力——轻中度和普通的中高度近视,做飞秒激光手术;高度近视,做 ICL晶体植入手术——但不少患者正是因为可以借助手术,而对高度近视的发展缺乏重视。

这让眼科医生们忧心忡忡。高度近视可能引起眼底、眼球的并发症,如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裂孔等,即病理性近视。随着年龄增长,病理性近视致盲的风险会不断升高。

边缘学科

目前,近视一旦发生就无法治愈,只能尽量控制其进一步加深。

“我们一定要走到前面去,强调预防。”周行涛说,“患者做近视手术越来越多,这个是不对的。”

中国的近视率如此之高,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除了遗传、学业压力、缺乏户外活动,眼科专家们发现,近视还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关。众所周知,经常看远处,让眼睛得到休息,有助于保护视力。但在现代城市,青少年更多是在封闭环境里,加上高层建筑遮挡,并没有远处可看。

“如果在草原上放羊,一般不会近视。”钟立说。

但是,现在农村孩子的近视率也已比较高。视光企业依视路近期组织志愿者团体到云南施甸县,免费为当地儿童筛查视力并验光配镜。他们发现,这个刚脱离贫困县序列的县城,2020年中小学生平均近视率为52%,中学生的不良视力比例更是达到了75%。

“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和父母联系的方式仅是一部手机或者一块可通话的手表,孩子难免会控制不住去玩电子游戏。”一名志愿者分析当地近视率高的原因。

因此,预防近视,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然而在过去很多年,近视防控的主战场却一直在医疗界,而且相当边缘。

钟立2012年发起三亚近视眼防控高峰论坛时,邀请参会代表和嘉宾十分困难。

综合医院的专家很难请到。“因为综合医院的眼科是小科,在五官科里面。而近视又是眼科里面很小的眼视光专科,很不被重视,很少有专门研究近视的专家。”他回忆。

他们又去找专科医院,却发现,绝大多数眼科医院主要关心白内障、青光眼等问题,重心在做手术。“当时很多人认为近视不是病——只是看得不舒服,但还看得见。所以很多眼科医院的大专家大教授也没有响应。”

那时邀请教育部门参会也遇到很多困难。钟立分析,当时教育部门都承担着比较重的升学压力,而且对学生健康方面的考核指标,主要在口腔、肥胖等方面,近视问题还未引起重视。

周行涛也有多年类似的“碰壁”经历。早在2002~2003年,他就开始主动联系学校,想进校给孩子们做检查,帮助防控近视,“只有很少的学校愿意”。

直到2018年的“八部委文件”发布,将近视防控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才让近视防控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从那一年开始,近视防控成为国家主导、多方参与、科学推进的系统工程。

“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做近视防控的人,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钟立注意到,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教育系统“马上动起来”。

周行涛也立刻发现了变化:各学校都非常欢迎他进校做防控,甚至还经常有学校主动来邀请他合作。

随后,周行涛和钟立共同与闵行区华漕镇镇政府合作,为该镇的孩子全覆盖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并进行跟踪随访和及时干预。他们还承担了闵行区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工作人员随即投入到儿童青少年视力普查和建档的工作中。

新路径的探索

三年来,国内多地都在积极探索儿童近视防控的新路径。

温州是行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几年来,温州对全市域所有中小学生进行近视普查,每学期两次,覆盖全市1333所中小学,超过100万名中小学生。为了查得更快、更准,温州市财政投入1600多万元,为学校配置视力检测设备。

在普查的基础上,温州市为每个孩子建立了视觉健康数字档案,精准动态掌握全市中小学生近视率、矫正率等指标以及变化趋势。对已经近视、发展快,或者未近视但处于高风险阶段的学生,该市打造的近视防控信息化平台会自动向家长推送预警和就医指导。

此外,温州还致力于政府、学校、医疗单位、学生、家长五方联动,试图对每个孩子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的全流程进行管理。

其中学校是一大重点:温州要求学校规范课堂电子教学产品应用,严格减负,刚性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与户外活动2小时;在硬件设施方面,改造了全市中小学教室的灯光照明,更换了31.8万套可调节课桌椅,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64亿元。

在此基础上,该市还将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设置的标准,扩展到全市5000多家教育培训机构。

“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团长、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眼视光医学部主任瞿佳总结。

2018年至2020年,温州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年均下降1.28个百分点,高于“八部委文件”中0.5%~1%的目标。

上海则在视力普查项目中增加了眼轴测量。将通常的检测结果结合眼轴数据,可以更好地预测下一步视力变化的大致程度,从而提供更个性化、针对性更强的防控方案。

防控关口前移,从0~6岁就开始

如今,许多小学生已有非常大的学习压力。上海某私立眼科医院的导诊告诉八点健闻,即使在周末,许多家长带孩子来看诊时,都十分着急。“他们说‘快点给我安排,我们今天是挤时间过来的,马上还要去某某地方上课。’”

北京某知名公立小学的一位教师告诉八点健闻,她发现,自己任教的一年级班上,不少孩子已经能阅读字数较多的英语课外书,而按照课堂进度,这大约是五六年级才会达到的水平。甚至有的孩子入学时,已经能用中英文写简单的作文。同时她还发现,班上不少孩子,如今已戴上了近视眼镜。

这一班级的情况并不鲜见。入学前提前掌握小学知识,已成为不少孩子的“标配”。随之而来的是,发生近视的年龄也在进一步提前。

周行涛曾统计过上海一家公立小学一年级的近视比例,这个数字“超过30%”。

近视出现越早,就非常可能发展为高度近视,并发症等问题随之而来。针对近视低龄化的问题,中国已将近视防控的年龄段大幅度前置。

2021年最新发布的十五部门“光明行动工作方案”,专门提到了0~6岁婴幼儿近视防控。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对不同学段的近视防控指引中,学前阶段也作为专门一项单独列出。

“为什么关口前移?原来我们认为小学以后学习压力大导致近视,但近年发现,低幼儿童的近视率也在提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幼儿园时期,孩子们就已经在上各种辅导班,在接受过度教育了。”钟立总结。

与此同时,儿童接触电子产品的年龄也大大提前。据《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目前我国5 岁以下就开始接触互联网的儿童青少年占比已达10% 以上,而6~10岁接触网络的占比已超过六成。低龄触网,已经对我国儿童青少年视力的正常发育构成严重危害。

“如果孩子在生长发育的快速阶段近视,按一年增加100度算,6年后就是600多度了。”钟立表示,将防控提前到0~6岁,可以有效减少儿童较早发展到高度近视。

教育部在“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中指出,“0~6周岁是早期近视防控的关键期”,需要增加户外时间、少用或尽量不用电子屏幕,不宜读写,主动远离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内卷”和信息化时代,如何预防近视?

温州百万中小学生视力普查的详细数据,如今尚未公开。不过,它与全国其他地区几年来的统计数据一起,为下一步近视防控新政策提供了依据。

瞿佳表示,温州试点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怎样真正落实评价体系?”

他总结,预防的主要方法,是改变学习生活方式。“孩子们要跑起来,要多玩,要户外活动。越小的时候越要多玩。”

瞿佳觉得目前最急需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意识。“不然,一个班级里一半人在读书,一半人天天跑步,怎么可能?”

“还有保障户外活动、课外活动、体育运动,怎么真正落实?我觉得都要从国家层面来做,一个城市做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的。”他补充道。

除了学业竞争压力,信息化时代,被电子屏幕包围的用眼习惯也是近视防控的一大阻碍。

“八部委方案相当于一个国策,推行之后很快就有了成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介绍,2019年的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比上年下降了约3.4%。

不过由于疫情影响,去年的近视率数字又有所回升。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青少年视力调查数据显示,由于疫情期间观看电子屏幕时间增长、户外运动时间减少,中国中小学生近视率比上年增加了11.7%。

今年年6月7日,李玲团队发布了最新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聚焦于“信息化时代的近视防控”。

报告建议,优化制度安排,以设立国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办公室等方式,明确政府内部权责划分,同时促进政府与公益组织、企业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从决策、规划、操作、监管四个层面推进、落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李玲团队几年前的报告,是2018年“八部委文件”出台的重要推力。如果下一步的防控工作参照了这些建议,中国的近视防控战争,可能还将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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