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发达国家为气候问题做的努力，看起来不太靠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东·尼尔曼】

世界能源和经济危机将气候议程带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它们叠加在已经积累的问题上，这不仅让人质疑《巴黎协定》所述目标是否能实现，也让人质疑数亿人的福祉和人身安全。

发达国家有许多工具和资源，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对这些议程产生积极影响，并帮助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气候外交（CD）就是其中之一。除联合国外，各种“气候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企业层面积极组建。在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气候外交和能源转型是否有足够的潜力帮助应对下一个挑战？

气候外交：发展和范围

一般认为，气候外交这一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具体“生日”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通过的那一天。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是气候问题首次被置于国际多边法律文件的中心，并具备了强制执行力。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就与气候直接相关的问题达成一致或成功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基础的尝试开始得更早。

例如，1972年召开了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该会议致力于在不影响全球或区域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寻找减少贫困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一目标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原因发达国家都不愿意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你不能指责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去致力于环保）。

安东·尼尔曼：发达国家为气候问题做的努力，看起来不太靠谱

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图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与此同时，世界环境问题有增无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紧迫。

这促使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议成立一个环境与发展特别委员会，由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不仅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提出了平衡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这三个主要问题的若干途径。

如果经济、环境保护和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听起来很熟悉，那绝非巧合——至少从1972年开始，到近40年后在格拉斯哥还有沙姆沙伊赫（分别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和第27次会议缔约方），这种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经济利益与发展优先权的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角逐。时至今日，这种矛盾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之前，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这一组织“旨在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研究状况、其原因、潜在影响和应对策略。解决国家之间的环境和气候偏见，缔结双边倡议和协议”等等。

一些气候研究人员甚至将个别裁军协定纳入与气候或近气候问题相关的措施组，例如，美俄双方在裁军的框架下制定了《禁止以军事手段或以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影响环境的手段公约》，并于197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或实践进行间接研究。笔者提供以上史料，只是为了说明气候问题已经被国际社会系统地考虑了十几年，已经成为了一个每年都会提到的世界治理焦点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各国分别积累了积极和消极的经验.

不幸的是，根据这些经验，笔者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如果一方面，目标是无条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遵守《巴黎协定》关于保持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决定，低于2摄氏度，同时努力控制在1.5度以下），另一方面要防止个别国家经济发展失败，充分遵守社会经济公平，那么最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发达国家“过河拆桥”式的排放分配方案，世界气候外交与能源转型之路仍然危机重重。

为能源转型建立机构

能源转型对重新绘制世界能源地图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外交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实施能源转型的潜力，自然会导致相关机构的形成和加强。

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外，G7、G20、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金砖国家、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国际合作机制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多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外交方式和机构（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沙特阿拉伯、印度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银行以及领先的咨询公司，也都对能源转型作为气候议程的一部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实际上导致了企业层面气候治理中心的形成。民间社会和公共外交机构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活动和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世界关于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机制不可谓不多，甚至可以说此类合作机制完全处于饱和状态。然而，除中国外，各国的气候议题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拉扯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突破，这与气候相关问题的高昂治理成本有关。

安东·尼尔曼：发达国家为气候问题做的努力，看起来不太靠谱

气候转型：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首要的代价是需要大量投资，来为气候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提供资金。

一项名为《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实现无碳经济（净零）》的气候研究报告比较了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彭博社的气候治理花销预测。根据该预测，从2022年到2050年，来自公共部门的、针对气候问题的投资从35万亿到55万亿美元不等。这还没有计算气候问题的私人捐赠与投资。到2050年，人类若想完全实现当前框架下的减排方案，最终可能需要的资金达110万亿美元到160万亿美元之间。

这个数字仍然是保守估计。能源转型（即使不考虑运输部门的转型成本）显然将在这个过程中占大部分成本。例如，美国政府曾在休斯敦著名的2022年国际能源商业论坛上，宣称他们进行了估算并公布了能源转型的大致成本，其报告称，到2050年期间，仅美国一国的气候问题解决资金就可能达70万亿到80万亿美元。

庞大的治理成本显然让发展中国家对气候治理问题望而却步或敷衍了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扛下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去热衷于气候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的优先级远高于气候议题。

解决排放问题的主要工具

现代能源转型，也被称为第四次能源转型。以环保为主题的现代能源转型，与之前的能源转型有一个主要区别：在这之前，所有的能源转型都只是为了增加新的能量来源、提高机器运作效率，而现代能源转型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低污染等环保要求。

新的转型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该过程旨在用可再生绿色能源（包括天然气和核能作为过渡能源）去除和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并在未来用其他基于新技术的可持续能源进一步替代天然气等“低污染能源”。此外，这种能源转型涉及能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优化，这将在下文提到。

各国将使用化石能源（电力、热力和交通）的部门视为转型的主要部门并非偶然现象。根据各种报告评估，73%至75%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这些部门。同时，它们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70%。将这些排放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将是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方式。

然而，世界主要国家却很少提及实现全球碳排放完全归零的目标，这并非巧合。欧盟和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已宣布它们将分别在2050-2060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但对完全零排放的话题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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